贝里根是美国前卫诗派“纽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发展了弗兰克·奥哈拉的“口语诗”、“即兴诗”风格，同时与后期的“垮掉派”、“芝加哥复兴诗派”及摇滚乐、前卫美术等关系密切。他的第二位妻子爱丽斯·诺特雷也是优秀的前卫诗人。贝里根为人狂放不羁，大部分生活均在贫困中度过，后来干过大学教授，嗜好百事可乐和安非他命，49岁时因迷幻剂过量而死。

　网站：epc.buffalo.edu/authors/berrigan/

豆瓣群：http://www.douban.com/group/TedBerrigan/

暂时能找到的几首中文/翻译：罗池。

■我每天所做的10件事

起起床
抽抽一壶
看看猫
疼疼我老婆
想想弗兰克

吃吃午饭
搞搞噪音
唱唱歌
出出门
转转街

回家吃晚饭
看看邮报
撒尿尿
俩小孩孩
咧咧嘴

读读书
看看我朋友
尿一火
来听百事
消失

■小游记

在（查）看天空时你被留给天空，然后
“我们杀死自己以繁殖我们的族类”——我们睡觉
而这些家伙从皮下针头进入＆喷了我们
　　　　一身冰水——

猴子按下开关而小婴孩进入迷狂＆哭喊，
“摘我呀！”“摘我呀！”——噢，爸爸，我像朵花儿，＆
在我听乔治·谢尔林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打破了

高速眼部运动的世界纪录！然后，我不知道
我然后做了什么，但天是绿色的，＆然后变红，＆然后
　　　　变蓝＆变黄！

■诗

是的，尽管我步行
穿过山谷里一大片
死亡的黑影，我
根本不会害怕邪恶——
因为我极度的
疯狂远胜过
这座山谷。

■致辞

千万记住要把旧帽子
　　　　收进秘密的壁橱。

■电报（致杰克·克鲁亚克）

白白杰克。
呆会儿见。

■星期天早上（致卢·里德）

１、这是事实

如果你抚摸一只猫大约1,000,000次，你就能
造出足够的电力可以烧着一面全世界
最大的美利坚国旗大约只需要一分钟。

２、转变

在过去的时代谁犯了通奸罪就要被砸死；
如今这不过是让人扫兴罢了。

３、一根蒙古香肠

根据定义：一只长筒袜；你把里面全都塞满大便，
然后你就在上面打几个孔。然后你挥舞着它在
你的头顶上一圈圈甩直到所有人都跑回家。

■去南汉普顿

走
坐上大众车
开到大西洋。
出去一下
看看
你的影子
映在浓雾上
到了第二站
相同的海洋跟
第一站一样
回到大众车
伦的或者谁的车
倒回
踩油门
可口可乐20美分
机器轰响
满足
家门
远离家门。

■搭错车

那人过来了！他正说个没完
我正坐着，就自个儿。我已经拿到了
回程车票。外边就是：“去外边吃午饭。”
这不是很有乐趣，有人四处求欢。
那么，是谁？或者，人人都是，但。
“我正在那里干着呢，＆有个家伙上前来
＆用警棍揍我！”一个胖家伙
说道。住嘴。＆就像这样我们渡过一条河
进入来世。一切事物继续运转如常
然而从来没有得出一些个别的经验把你
全部利用起来。你永远得慢慢地向前，
慢慢地退后。这不过是困阻罢了，从不伤人。
这是全部痛苦＆它打碎了你的心
用一种毫无趣味的方式。每一天
都是发薪日。从来不够支付。一种错觉
在持续。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不管怎么说。
一只微暖的油腻腻的汉堡包，冰冰冷的百事
在伤害着你的牙口。

■轮回

那个怀孕的女招待问道
“你想不想
再来点咖啡？”
对这问题感到非常意外
我呆了 一会儿 “对，
我想我要的！”我递给她
我的空杯子，＆
“谢谢！”她说。我乐意效劳。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不能
逃避
这个事实：
你会成为伟人，但
你会成为酷儿
这是并发症。

■我在1970年圣诞节的愿望

黑人兄弟能得到快乐
波多黎各人能说你好
老人们能轻松度过＆
当节日到来
合众国能立即得到
抽身的能力
滚蛋的资金
讲信用的买卖
信仰
＆艺术
爱情
一个家
一台打字机
一杆“炮”。

■今日新闻

我的身体沉重地塞满药面儿
它消耗着我的性能量
不断地＆
我不断地感到压挤
在另一方面，“末世的一日”
充斥我的生活带着一种
沉重的慈悲
今日
我将永远不再微笑
　　“坏牙”
但我含着两眼的泪水在舞蹈
（我不能控制自己！）汤姆
当他爱上艾丽斯的十四行诗，
拿了四首，我也希望
能更专心地对她，更加
现实。
这处境已经变得不可忍受
唯一的选择余地就是：
　　“谋杀＆自杀”。
他们实在愚蠢！所以，一个人
变成一个毒痴。雨点
开始落上我的屋顶。我说
好咧！然后我说，我得出去走走

在那药店我说，来些丸子！
得掏钱！他们说
当然。我说回头见。
看看报。跟艾丽斯说话。她边听边笑
北斋有过947次地址的变化
在他一生中。哈-哈。再说所有那些
这世上的事
都在这儿进行着呢。

-- 注：--

“药面儿”，starch，原意为淀粉、浆粉、劲儿、活力，可能有药粉、迷幻药的意思。
“末世的一日”，One Day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World，出处不详。另“坏牙”、“谋杀＆自杀”亦类似，可能是影片、戏剧名。
艾丽斯，Alice，是诗人的妻子。
“毒痴”，goof，此处(可能)指吸食迷幻药成瘾者和毒贩。
“丸子”，pill，此处指安非他命等迷幻剂制品。
北斋，Hokusai，葛饰北斋 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日本江户时期最著名的浮士绘画家之一，对凡高等西方印象派画家很有影响。“947次地址的变化”，指他画过大量的风景画，如《富岳(富士山)三十六景》等加起来有947。我没数过，不知是否正确。

■安纳波尔一日

今天我醒来
天大亮＆还早
于是我又继续睡
我做了个美梦
这让我感到虚弱
所以
我又醒来了
天蒙蒙的，但还太早。
我喝些可乐
＆吃个丸子
它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是
有信心。因此，
我就去密歇根联合公司买烟。

*

我今天兑了张支票——
但那是后话。现在
我买了香烟，＆
《底特律自由新闻》。
我决定要吃点香草威化饼
＆喝咖啡
吃掉我的书桌

*

没有奶油来调
咖啡。＆邮件
还没送来呢。
这让我尿火。
我喝了口咖啡，黑黑的
＆味儿糟透了。

*

生活糟透了，＆
我蠢透了。
我想…… ……都没用。
于是我想，再来点儿咖啡……
楼上！
杰姬的脸
把我勾起来。
她说，“有奶油呢
在楼上”
乘电梯再上几层。
奶油　　　　亲密地谈谈伯特
荷恩巴赫

*

来到楼下
＆邮件已经
来了！
大堆
的邮件！　　我觉得非常好。
带上邮件回到我的办公室里。
就座。

*

约翰尼·斯坦顿说：“特德，
你是我心中的一个神话。”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神话！
因此，我们俩都是神话！

*

这话让我温暖，＆咖啡，
我继续看。　　美国运通
说：
“你欠我们$1,906。敬请
马上付清。”
我说，当然！
（“马上”意即“稍后”）

*

还有人寄来张明信片（比尔）。
他说，
“我正做广告说你要光临
耶鲁呢，所以请你一定来啊！”
我跟比尔说，
“要相信我，老
哥们！我会在那儿的
到你需要我的时候。”
事实上，我跟所有人都那么说。
那是句实话，
＆就这样，

*

我打开一只漂亮的信封
你那儿来的。等我们俩都死了，
那封信
会成为这首诗
的第二章。

*

但现在我们俩都活着
＆棒极了！

-- 注：--

安纳波尔，ANN ARBOR，美国密歇根州城市。贝里根曾在此地大学教书。
“吃掉我的书桌”，eat my desk，指完成我桌面上的工作。
杰姬，Jackie，人名，不详
伯特荷恩巴赫，Bert Hornbach，人名，或地名，不详。
约翰尼·斯坦顿，Johnny Stanton，小说家，纽约派的朋友，诗人Elinor Nauen的丈夫。

■最后诗篇

在我此次投生之前
我进过一个速成班学“反智力”
每次我来这里签到，在名字下面，再添上
在更早一次就记住了的一句话
“机体之目的在于生存。”
我最初的，＆最幸福的，记忆早于二战，
它们关系到一只玻璃拖鞋＆一朵无助的蓝玫瑰
插在一只细长的蓝色单枝玫瑰瓶里：我的记忆
是一个故事却没有剧情。我岁月里的那些日子
一个个互相搅和，但相处融洽，在其中
我挣钱＆花掉，学会跳舞＆遗忘，献出
血液，恢复我的镇定，＆表述我自己在“社团”中的
一个位置。圣马克广场101号，12A室，纽约市10009
纽约州。朋友们出现＆消失，或气走了，
或留下来；激发我灵感的陌生人悲哀地死去；每一个
我曾相识的人都衰老得厉害，除了我。我停留在
某处在2岁和9岁之间。但不时地
我自身体验的具体化交付给我
若干新词汇，我差不多全都喜爱。
我有一次荣幸地见到了贝克特＆我欣赏他。
小丸子助我向前，直到此刻。爱情，＆工作，
是我巨大的幸福，而其他人的死亡导致了
我巨大的，可怕的＆难以表达的一个悲痛。在我的日子里
我渐渐增加了身体的高大＆肥胖，显然具备了
一个不系统的头脑，我有一颗完美的心脏。那结局
来得迅速＆彻底地没有痛苦，一个宁静的夜晚当我
正坐着，写着，挨着你在床上，词语被随意地挑选
从一个疲惫的大脑，它，如同词语，恰当，＆相称。
没有留下一点遗憾我的结局它称我为朋友。

-- 注：--

“反智力”，Counter-Intelligence，大致有点反知识、反文化的意思，指投胎人世之前清除了前世的知识污染。贝里根也信佛。
“社团”指作者参与创办的圣马克诗歌计划，下一行就是办公室地址。
“我自身体验的具体化”，Reification of my own experiences，指诗歌创作，这是贝里根对诗歌的一项定义。
“小丸子”，pill，指致幻剂类药物。“直到此刻”即毒品不能再助我前进了。贝里根后来因安非他命过量而丧命。
“贝克特”，Beckett，应该是说那个荒诞派剧作家。

　　　杰克·凯鲁亚克VS特德.贝里根

　　凯鲁亚克家里没有电话。特德·贝里根早在几个月前就与凯鲁亚克取得联系，说服他做这次访谈。泰德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直奔凯鲁亚克家上门拜访。陪他同去的还有两个朋友，诗人阿拉姆·萨洛扬和邓肯·麦克诺顿。凯鲁亚克出来开门后，贝里根立刻报上自己的姓名和来意。凯鲁亚克对几位诗人的到访表示了欢迎，但还来不及让他们进屋，他的妻子，一个看上去颇有主见的女人，从身后一把拉过他，勒令几位立刻走人。
　　“杰克和我几乎同时开口说，是《巴黎评论》访谈栏目的啊。”贝里根回忆说。“这时邓肯和阿拉姆开始朝小车方向慢慢往后退去。眼看一切就要泡汤了，但我仍然坚持不懈地用但愿是文明、理智、冷静、友好的口气恳求着，终于，凯鲁亚克夫人同意让我们进去待二十分钟，条件是不许喝酒。
　　“进屋后，随着形势逐渐明朗，凯鲁亚克夫人看出我们的来意真的是很严肃之后，态度才变得略微客气一些，我们这才有可能做访谈。听上去凯鲁亚克家好像高朋不断，仍然有不少慕名者前来探访这位《在路上》的作者，经常一住就是数天，大家狂饮一通儿，让凯鲁亚克不能心无旁骛，专事他的正经工作。
　　“夜晚渐至，这时氛围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看来凯鲁亚克的夫人斯特拉不愧为一个优雅而颇有魅力的女主人。杰克·凯鲁亚克身上最奇妙的特质要算他那富有魔力的声音了，听上去与他的作品几乎如出一辙。这种声音仿佛具有一种出其不意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变换能力，决不给单调的语气留下任何活动余地。这样的声音能够左右一切，包括这次访谈。
　　“访谈结束后，自始至终坐在那把肯尼迪总统式转椅中的凯鲁亚克转向一把巨大的爸爸椅说，这么说，你们这帮孩子都是诗人了?那好吧，我们来听听你们写的诗吧。于是我们又滞留了一个小时左右，阿拉姆和我读了几首各自写的诗。最后，凯鲁亚克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张挺大的印有他的一首诗歌近作的签名纸笺，接着我们就告辞了。”
　　记者：我读的你的第一本书是《城与镇》，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大多数人第一次读的你的作品都是《在路上》。是什么启发了你想在《在路上》用那种“自发式”的写作风格?
　　凯鲁亚克：那种自发式风格的灵感来自老尼尔·卡萨迪给我写的那些书信，看了后觉得太棒了，全是用第一人称来写，语速很快、很疯狂、非常坦率，但又绝对严肃，极其细腻，而且说到他的事时全用真实姓名。我还想起哥德的名言，他预示：未来的西方文学本质上将是内心独白式的。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发表过很多类似的预言，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的话可能早就着手实践了，写他计划中的《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卡萨迪年轻时本来想用那种节奏缓慢、辛苦吃力而且全然是废话的路子来写，不过后来跟我一样又厌倦了这种风格，发现这样传达不出他的生命力和内心感受，特别是内心感觉急欲喷涌而出的那种味道。但是我从他的写作风格中获得了灵感。如果说《在路上》的灵感得自卡萨迪，在西海岸的那些朋克们看来，这恐怕是一个残酷的谎言。卡萨迪写给我的那些信全都是谈他认识我之前、更年轻、还跟父亲在一起时的孩子的生活，以及后来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他寄给我的一封信被误传有一万三千个字，其实一万三千多字的那篇东西是他的小说《三分之一》，他一直保存着那篇东西。那封信，我是指最重要的那封信，长达四万字，简直是一部完整的短长篇了。那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文章，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写得精彩绝伦。至少足以让梅尔维尔、吐温、德莱塞、沃尔夫这些我所敬仰的人物在坟墓里晕过去。艾伦·金斯伯格让我把这封长信借给他读一读。1955年他读完后又借给一个叫葛德·斯特恩的家伙，这个人在加利福尼亚索萨利托靠一个船屋生活。后来，这小子把那封信给弄丢了：我猜是落在水里了。为了方便，我和尼尔管那封信叫琼·安德森书信……全是写在某个圣诞节的周末，在游泳池、旅馆房间以及丹佛监狱的事情，充满了令人开心不已的事件，同时，也不乏悲剧，甚至有一封信还附了一张窗户的草图，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得更加明白真切，上面还标着尺寸，全是这些东西。注意啊，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封信，发表后版权归尼尔所有，可是你也知道，那是写给我的信，是我的私人财产，艾伦不该对这封信如此掉以轻心，那个在船屋里生活的家伙也不该如此大意啊。如果我们能完全公开这封足有四万字的信，尼尔理所当然拥有版权。早在1952年，我们两个人用录音机做过大量狂放不羁的谈话，而且经常来重听，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领悟到胡言乱语的真谛，认为那是惟一能表现这个时代的速度、紧张和令人陶醉的蠢事的方式。
　　记者：《在路上》发表之后，你认为这种风格有何变化?
　　凯鲁亚克：我说过，考利对原稿风格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我哪儿有分量去抱怨啊，从此以后，我的书怎么写、怎么说就怎么发表，而且风格从《铁路大地上的十月》那种高度实验的快速写作到《特丽斯特萨》的内敛神秘，再到《地下人》那种《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般疯狂的独白，照我说，上述三部作品完美如《大苏尔》，后者用一种光滑、华丽的文学手法讲述了一个平庸的故事，再到《萨托利在巴黎》，那其实是我把酒瓶放在手边的醉晕状态下写的第一本书。也不要忽视了《梦之书》，那是一种半睡半醒的风格，是用铅笔在床上快速划拉出来的。没错，是用铅笔。多棒啊!眼睛迷离，病态的思绪被昏沉的睡眠搞得既好玩又神秘，还有那些不断跳出来的细节，即便当初奋笔疾书的时候，你也不知所云。等完全清醒过来，喝上一杯咖啡，再仔细审视刚才写的东西，看着用梦幻般的语言写出的梦幻般的逻辑，还能看得懂吗?……终于，到了我精疲力竭的中年时期，我决定放慢写作速度，用一种更加克制的风格写出了《杜鲁兹的虚荣》，这样，经过这些年的折衷妥协之后，一部分读过我早期作品的读者又回来了，他们想看看我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在想些什么……描写我亲眼目睹的真实故事和我的态度，这毕竟是我惟一能奉献给别人的东西。
　记者：你曾口授过《柯迪的幻想》中的部分章节。此后你还用过这种写法吗?
　　凯鲁亚克：我并没有口述《柯迪的幻想》中的有关章节。我不过是打印出跟尼尔·卡萨迪或者柯迪的一段录音谈话，那段谈论的是他早年在洛杉矶的冒险经历，总共有四章。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过这种方法。当把录音机里的东西写出来，因为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个讨厌的东西正在转动着，迫使你不能浪费电池或者磁带……这时就会发现，这种方法其实对我和尼尔都不是很适合……后来，我又犯嘀咕了，我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确实无路可走时再求助这一招。我开始有些心灰意懒、无所适从。这个问题让我不知所措。可是大家都在这么干，这是我听说的，何况我也不是信笔胡写。麦克鲁汉说我们变得越来越喜欢动嘴，因此我想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对着录音设备把话讲得越来越精彩。
　　记者：你曾说过俳句是不能用自发的方式写的，而是要经过反复重写和修改。你的诗歌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吗?为什么散文和诗歌的写作方式一定不同?
　　凯鲁亚克：不是，首先，俳句最适合重写和修改。我曾经试过。俳句讲究绝对的简练，没有什么枝叶花朵，也不讲究语言的押韵，它就像一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来的简单的小画。至少，过去的大师们都是这样来写的，他们会花数月工夫去构思这样短短的三行诗，比如：
　　在那条废弃的船上，冰雹/乒乓作响。
　　这是正冈子规的作品。但是，至于普通英文诗，我写起来速度之快跟散文没什么两样，写这种东西时要用笔记本大小的纸张，是为了适应这种诗歌的形式和长度。说穿了，在诗歌中你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必非要讲一个故事，你可以使用隐秘的双关语，所以我经常说，如今用诗歌来讲个平庸的故事，没有这个时间了。只好写散文了。
　　记者：《城和镇》是在自发写作原理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吗?
　　凯鲁亚克：有那么一点，长官。我还跟巴勒斯一起写过另外一个版本，藏在地板下面了。
　　记者：有关那本书我听过很多传言。谁都想搞到那本书。
　　凯鲁亚克：那本书名叫《河马在它们待的栅栏里被烤焦了》(And the Hippos were Boiled in their tanks)。一天晚上，巴勒斯和我正在一家酒吧坐着，这时我们听到新闻广播员讥“……于是埃及人反击了这一胡说八道……期间，伦敦动物园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蔓延过附近的田地，河马在它们待的栅栏里被烤焦了!再见，各位观众!”是比尔注意到这则报道的。因为他总是喜欢留心这种事儿。
　　记者：丛树出版社再版了巴勒斯在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的那些书，而且做了很大修改，加进去很多内容。
　　凯鲁亚克：在我看来，巴勒斯并没有奉献出让我们那破碎的心灵感兴趣的任何东西，因为他在《赤裸的午餐》中写的就是他的真实生活。现在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粉碎”那个东西，管它叫……你有一搭没一搭地写上一页……把它聚拢起来，再弄碎，再把它拢起来……就是这种破玩意儿……
　　记者：那么《吸毒者》呢?
　　凯鲁亚克：那可是一部经典。比海明威写得好……跟海明威在同一级别上，甚至可能要更好一些。
　　记者：你在《柯迪的幻想》中写到尼尔踢足球的情节。
　　凯鲁亚克：没错，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足球运动员。那时，他在旧金山北海滩偶尔认识了两个穿蓝色牛仔裤的垮掉派青年。他说，我得走了，我可以走了吗?他在铁路上工作……得去值班……“两点一刻了，哥儿们，我得两点二十到那里，开车送我去那里才不会误火车……我才能赶上火车去——”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圣乔尔?他们说，没问题，小伙子。”尼尔则说，诺，给你们大麻。他们却说——“我们留一副大胡子，也许更像重量级的垮掉派……不过我们都是警察。我们要逮捕你了。”
　　于是一个家伙去班房里替纽约邮报采访他。他说，告诉凯鲁亚克，如果他还信任我，就给我送一台打字机来。于是我就给艾伦·金斯伯格寄去100美元，替尼尔弄了一台打字机。尼尔最后收到了那台打字机。他拿这台打字机写了些札记，但他们不许他把这些札记带出去。我不知道那台打字机后来的下落。吉尼特在那破屋……班房里写出了整本“我的鲜花女郎”。让·吉尼特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一直在写，坚持不懈地在写，最后达到通过写就能……最后只好上床，当然是在牢房里。法国牢房。法国监牢。监狱。于是那一章就结束了。每一章吉尼特都如愿以偿了。我必须承认，萨特肯定注意到这点了。
　　记者：你认为这是另外一种自动写作吗?
　　凯鲁亚克：如果我进了监狱，我可以一个晚上写一章关于马吉、马高、莫丽之类的东西，会很精彩。吉尼特的确是自凯鲁亚克、巴勒斯以来我们看到的真正最诚实的作家。但是，他比我们出生得早，年龄更大些。他跟巴勒斯的年纪一样。但我并不觉得我就不诚实。伙计，我过得很开心!天呐，伙计，我曾经开着车像只蜜蜂般无拘无束地在我们的国家四处漫游。不过吉尼特是一个悲情而美丽的作家。我把桂冠给了他们。桂冠。但我不会把桂冠送给理查德·威尔伯!或者罗伯特·洛威尔。我要把它献给让·吉尼特和威廉·塞沃德·巴勒斯。特别要献给艾伦·金斯伯格、格雷戈里·柯索。
记者：杰克，谈谈彼得·奥尔洛夫斯基的作品吧。你喜欢彼得的东西吗?
　　凯鲁亚克：彼得·奥尔洛夫斯基简直是个白痴!他是一个俄罗斯白痴，他甚至都不是俄罗斯人，是波兰人。
　　记者：他也写过一些漂亮的诗。
　　凯鲁亚克：都有什么诗?
　　记者：他有一首挺漂亮的诗，叫《第二首诗》。这首诗这样写道：“漆地比扫地更有创造性。”
　　凯鲁亚克：那简直是狗屎!那是另外一个波兰白痴，一个叫阿波里奈尔的波兰疯子写的那种诗。你知道，阿波里奈尔不是他的真名。
　　旧金山有些兄弟们告诉我，彼得是个白痴。但我喜欢白痴，喜欢他的诗。你想一想，贝里根。但是，从我自己的品位来说，我喜欢戈雷格里。
　　记者：你喜欢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吗?
　　凯鲁亚克：我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还算喜欢“梅兰克莎”。
　　我真该去学校教教那些孩子们。我一个星期可以赚上2000块钱。这些东西你不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生下来父亲都是那种悲剧性人物。
　　记者：你要是出生在新格兰地区，就会明白这个的。
　　凯鲁亚克：正巧，我父亲说你爸爸并不悲情。
　　萨洛杨：我并不认为父亲很悲情。
　　凯鲁亚克：我父亲说萨洛扬……威廉·萨洛扬根本就不悲情……父亲真是不可救药。我跟他很凶地争了一场。《飞毯上可爱的年轻人》就写得很悲情。
　　萨洛扬：你知道，那时我父亲还很年轻。
　　凯鲁亚克：是啊，但是他愤世嫉俗，经常去时代广场。飞翔。一个在飞毯上的年轻人。那个故事很美。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这个故事简直要了我的命。
　　记者：你还记得威廉·萨洛扬写的一篇小说，讲述镇上来了一个印第安人，买了一辆小车，让那个小孩替他开车吗?
　　斯特拉：那是一辆卡迪拉克。
　　觊鲁亚克：那个镇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萨洛扬：弗雷斯诺。是弗雷斯诺。
　　凯鲁亚克：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酣睡，你骑着一匹白马从窗前经过。
　　萨洛扬：那篇叫《白骏马的夏天》。
　　凯鲁亚克：我向窗外望去说，谁啊?你说，我叫阿拉姆，我骑着一匹白马。
　　萨洛扬：莫拉德。
　　凯鲁亚克：“我的名字叫莫拉德。”抱歉。不对，我的名字叫……我是阿拉姆，你是莫拉德。你说，醒来。我不想醒来。我想睡觉。那本书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阿拉姆》。你从一家农场偷了一匹白马，你喊醒了我，阿拉姆，一起去骑马。
　　萨洛扬：莫拉德就是偷出那匹白马的疯子。
　　记者：除了萨洛扬、海明威和沃尔夫，能谈谈爵士乐和波普的影响吗?
　　凯鲁亚克：在某种意义上爵士乐和波普就像一个男高音吸一口气，然后就能对着萨克斯管吹上一段，直到需要换气为止，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句子，他所做的陈述已经完成了……我就是这样来划分句子的，就像思维的呼吸间隔……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原理，应用于散文和诗歌中，我从不在乎奥尔森，查尔斯·奥尔森说什么，我是1953年应巴勒斯和金斯伯格的请求总结出这套理论的。那里面有种族、自由和爵士乐的幽默等调料，不是那种枯燥的分析和诸如“詹姆斯走进屋子，点上一支烟。他想也许简觉得这个姿态太暧昧了……”你是知道这种东西的。说到萨洛扬，我还年少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了，其实他把我从我打算认真学习的19世纪的窠臼里拉了出来，不仅用他诙谐的调子，而且还用那种干干净净的亚美尼亚式的诗意。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就是被他迷恋住了。海明威也是很迷人的，洁白的纸上那些字字玑珠给你描绘出一幅精确的画面……而沃尔夫就像美国天堂和地狱的一道激流，它本身犹如一个主体，开阔了我观察美国的视野。
　　记者：谈谈电影怎么样?
　　凯鲁亚克：好的。我们都受到过电影的影响。马尔科姆·考利多次无意中提到这点。有时他是挺敏锐的。他曾说，《萨克斯医生》反复提到撒尿，这太自然不过了，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地方去写这本书，只好在墨西哥城的一间用小磁砖装修的卫生间的马桶盖上写。这样就可以躲开到公寓来的客人的纠缠。顺便说一下。这本书里有一种真正的想入非非的风格，好像完全是在大麻的作用下写出来的。
　　记者：禅宗对你的作品有何影响?
　　凯鲁亚克：真正对我作品产生影响的是大乘佛教，即古代印度的原始佛教。禅宗是佛教的余脉，它传入中国后又传到日本。禅宗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俳句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我说过，这种3行、17个音节的诗，是几百年前由松尾芭蕉、小林一茶、正冈子规这班人创作的诗歌形式，在近代也出现了许多写这种俳句的大师。它们简短、悦耳，其中又蕴含着思维的突然性跳跃，这样的句子相当于一种俳句。让思绪散漫地从树枝移到小鸟，真有一种莫大的自由和乐趣，连自己也会感到惊奇。我看得很严肃的佛教，即古印度的佛教，对我作品中所谓宗教情怀，或者说狂热、虔诚的那一部分的影响跟天主教差不多一样大。原始佛教倡导坚持不懈地培养同情、友爱、极致的仁慈心，不许踩踏虫子，还要有谦卑心，以乞讨为生，佛陀温和而忧伤的面容(顺便说一下，他最初是雅利安人，我是指波斯的世袭武士贵族，不是东方造像中的样子)……在原始佛教中，跨进寺院的小孩子不会被警告说，我们在这里把他们给活埋了。而是温和地鼓励孩子去打坐静思。禅宗的起源是：如来佛祖把众僧召集在一起讲经，要选大乘教的初祖，他以花示众，众皆默然。迦叶尊者在那里微笑不语。他就被任命为一祖。这一灵感又传进了中文经典，比如六祖惠能就说，本来无一物，他要撕毁佛教经典中所有佛祖的语录。这些经典就是所谓“论辩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禅宗是一种温和而古怪的异教，不过肯定在某些地方有一些真正达到很高境界的老和尚，我们听说有些人是很狂热的。我没有去过日本。你说的那个日本人Maha Roshi Yoshi不过是这个流派的一个弟子，根本不是新教的创始人。在约翰·卡森的节目中，他甚至都没有提到佛祖的名字。也许他心目中的佛祖就是米亚(Mia)。
记者：你怎么从来不写耶稣呢?你写过佛陀的东西。耶稣不也是很伟大的人物吗?
　　凯鲁亚克：我从来没有写过耶稣?换句话说，你到我家来可名不符实啊。我写的一切都跟耶稣有关。
　　萨洛扬：耶稣和佛陀有何不同?
　　凯鲁亚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没有区别。
　　萨洛扬：没有?
　　凯鲁亚克：不过印度原始佛祖和越南的佛陀之间可是有区别的，后者剃了头发，身穿一件黄袍。原始的佛祖甚至连在幼草上都不敢行走，不忍心糟蹋。他出生于戈勒克布尔，是入侵到那里的波斯游牧部落的首领的儿子。我知道很多佛祖的故事，但我不是很清楚他每次都说什么。
　　记者：你怎么看待仪式和迷信?你在工作时会有类似的举动吗?
　　凯鲁亚克：我曾经举行过点蜡烛的仪式，在烛光下写作，写完要休息时再把蜡烛吹灭……而且，开始写作之前先跪下来祈祷(这是我从一部描写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的法国电影中学来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挺厌倦写作了。我对数字9也有种焦虑感。另外，有人对我说，像我这样双鱼座出生的人应该善待9这个数字。我试着每天做9次触地动作，就是说，穿上拖鞋，在卫生间里以头顶地，再用脚指尖触地9次，同时保持身体平衡，这正好挺像瑜伽，这是一种运动节目。另一个你所谓的“仪式”就是向耶稣祈祷保佑我拥有健康和活力，这样我就能够帮助自己的家庭：我那瘫痪的母亲，我的妻子，永远的小猫们。这样回答行吗?
　　记者：你仅用了三个星期就打印出《在路上》，用三天时间打印出《地下人》。你现在还保持着这么神奇的创作速度吗?你能谈谈一部作品的初创过程吗?在你坐下来开始疯狂地敲打键盘之前，有多少内容早已在头脑中想好了?
　　凯鲁亚克：你不断地琢磨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厌其烦地给朋友们讲述有关这本书要写的内容，你在头脑中反复酝酿，漫不经心地将这些故事片断连接起来。然后，等到要交房租的时间又到了的时候，你强迫自己坐在打字机旁边，或者笔记本旁边，然后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快的速度写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早已把整个故事梳理得井井有条了，怎么完成取决于在那个小小的旧脑袋里装了一个什么样的钢夹。这听上去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一个女孩曾对我讲，我有一个配备着一个钢夹的脑袋，也就是说我能捕捉住她一个小时前讲过的话，即便我们的谈话从那时开始已经漫游了一百万光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大脑就像律师的大脑。当然，这一切都储存在我的头脑中了，除了这回要用到的语言……至于《在路上》和《地下人》，现在我可写不了那么快了……三天时间写出《地下人》简直是精神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份不可思议的体力战绩，你要是看到我写完那本书之后的样子就好了……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体重减了15磅，在镜子里都显得有点陌生了。现在我写作的速度是坐下来一次平均写8000字，从午夜开始到接下来的一周，这段时间全都用来休息和叹息了。我真的挺讨厌写东西了。我从中得不到一点乐趣，因为我不可能起床后说，我要工作了，然后关上房门，把咖啡端到身边，坐在那里，武装得像个“文人”，“做着他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用大量乏味、自编的行话和夸夸其谈之辞去充塞铅字世界，夸夸其谈这个词在苏格兰语中是指枕头的填料。你没有听过一个政客用1500词来表达只消用三个词就能表达清楚的意思吗?所以我写东西完全是为了自我消遣，不至于让自己感到太沉闷乏味了。
　　记者：你现在跟别的作家有什么交道?你跟他们有通信联系吗?
　　凯鲁亚克：我跟约翰·克莱龙·赫尔摩斯通过信，不过逐年减少。我越来越懒。我无法一一答复崇拜者的来信，因为我没有秘书来记录我说的话、替我打字、贴邮票、粘信封，干这些活儿……我也没无话可回。我不想把自己的生命都浪费在陪笑、握手、四处寄发和接受这些陈词滥调上，像个竞选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似的，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像格丽塔·嘉宝那样让自己的大脑清静下来。不过，只要我一出门，或者来了什么不期而至的客人，我们个个都比一群猴子还有趣呢。
　　记者：你觉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作最好?
　　凯鲁亚克：房间的桌上，靠近床，灯光不错，从半夜到黎明时分，如果你感到困了，可以喝上一杯，最好在家里，如果没有家，把你住的宾馆房间或者汽车旅馆的房间或者卧室收拾得像个家一定要安静。
　　记者：我应该多问你一些更坦率和严肃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遇见艾伦·金斯伯格的?
　　凯鲁亚克：我先是遇到了克劳德(凯鲁亚克给卢西安·卡尔取的假名——译者注)，然后才遇到艾伦，最后又遇到了巴勒斯。克劳德是从火警逃生通道过来的……下面的小巷里还响着枪声。那天下着雨，我妻子说，走这儿，克劳德。于是这个金发的家伙沿着火警通道走了过来，浑身全湿透了。我说，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们在追我。第二天，在散步的路上碰到了艾伦·金斯伯格，他手里拿着一些书。当时他只有16岁，那双耳朵很显眼地往外招着。他说，谨慎是勇气更好的组成部分。我说，噢，闭嘴。你这个小疯子。接着第二天巴勒斯又来了，穿着一件泡泡纱的西服，后面还跟着另外一个家伙。
记者：金斯伯格和巴勒斯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当时是否有一种感觉，认为你们三个人在美国文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凯鲁亚克：我决心要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之所以在这里用了引号，是想成为像托马斯·沃尔夫那样的作家，瞧……艾伦一直在读诗和写诗……巴勒斯也看了大量作品，经常出去观察事物。我们彼此间的影响已经被别人写了又写……我们三个人成了这个有趣的大城市纽约以及附近的大学校园、图书馆、咖啡店里人人感兴趣的角色。在《名利场》上你能找到很多关于我们的细节报道，《在路上》中巴勒斯成了保尔·李，金斯伯格成了卡尔洛·马克斯，在《地下人》中，他们又分别成了弗兰克·卡姆迪和亚当·莫拉德。换句话说，尽管我是出于礼貌不想拂你的面子，其实我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忙着自我采访，匆匆地记录下这些自我访谈，都看不出为什么十年来每年都如此费劲地向每个采访我的人(数百个记者，数千个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在那些书中已经解释过的东西。它没有什么重要的。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作品已经描写过了。我对自己或者他们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事迹并不觉得引以为豪，因为棱罗先生和别人都是这样。
　　记者：艾伦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是怎么回事?跟你没有关系吗?
　　凯鲁亚克：噢，没有……他让我睡在他的房间。他被哥大开除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垮掉派成员们有某种“集体归宿感”吗?
　　凯鲁亚克：集体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提到的那些相似的个性特征激发出来的，比如弗林格蒂、金斯伯格，他们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希望人人都生活在火热的集体农庄里，大家要团结一致。我是个孤独主义者。施奈德跟惠伦不同，惠伦跟麦克卢尔不同，我又跟麦克卢尔不同，金斯伯格又跟弗林格蒂不同，但我们都喜欢喝葡萄酒。我认识几千个诗人和画家、爵士乐歌手。其实不存在你所说的垮掉派团伙……说斯科特·费茨杰拉德和他的“迷茫的一伙”合适吗?或者说歌德和他的“威廉·麦斯特团伙”合适吗?这个问题太乏味了。
　　记者：为什么他们在1960年代又分裂了?
　　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开始对左翼政治产生兴趣……我呢，就像乔伊斯，我是说像乔伊斯在1920年代对埃兹拉·庞德说的那样，“别拿政治来烦扰我，我只对风格感兴趣。”另外，我对新先锋派以及放火箭一般追求轰动效应都没有兴趣。我开始读布莱塞·帕斯卡尔的著作，做了一些关于宗教的笔记。我现在喜欢跟你可能会称呼为非知识分子的人来往，不想让自己的思想变得离经叛道，放纵无度。他们甚至在一些活动中开始把鸡钉在十字架上，下一步呢?大概就是弄出钉着真人的十字架了……垮掉派在1960年代早期，像你说的那样已经纷纷四散，都各奔前程了，我的前程则是跟当初一样开始过起了家庭生活，偶尔上当地的酒吧小酌几杯。